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做了一件大多数城市只有在恐慌中才会做的事。它试图把自己的危机埋起来。
泰晤士河已经变成了一条流动的人类排泄物蓄水池。粪坑被逐步封闭，家庭排水被引入下水道，而这些下水道又直接把污物排进河里。城市饮用的，偏偏也是这套系统里的水。霍乱一波接一波地席卷伦敦。1849年，超过1.4万名伦敦人死亡。1853年，又有超过1万人步其后尘。[1]
接着，1858年的夏天来了，那一年，连气味本身都成了一场政治事件。
高温把泰晤士河的恶臭放大到了极点，国会几乎无法正常运作。历史记住了它的名字，Great Stink，这个说法听上去几乎有些滑稽，直到你想起它真正意味着什么：一座被自身污秽彻底压垮的首都，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流，既成了羞辱，也成了威胁。[1]
那正是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登场的时刻。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学会欣赏下水道。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伦敦终于绝望到，愿意去建造那样一件自己已经回避了几十年的东西。
那个不得不比伦敦想得更远的工程师
巴泽尔杰特是土木工程师，不是医生，这一点很重要。当时医生们还在争论霍乱究竟由什么引起。很多人相信“瘴气说”，也就是恶臭空气会传播疾病的理论。约翰·斯诺早已指出问题出在受污染的水源上，历史后来也证明他是对的，但在19世纪50年代，他的看法还远远不是主流。[1]
所以，巴泽尔杰特接手的是一个建立在部分错误理论之上的问题。伦敦以为自己需要解决的是臭味。可它真正需要做的，是把污水从供水系统里剥离出去。
令人惊讶的是，这套工程方案无论从哪种理解出发，最后都奏效了。
作为大都会工程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巴泽尔杰特提出了一项庞大得惊人的计划：82英里长、封闭式的地下砖砌主干污水管道，以及约1100英里的街道支线下水道与之相连。[1] 这套设计的目的并不只是把污物从住宅区运走，而是要在污水流入伦敦市中心河段之前就将其截住，然后通过一整套相互配合的隧道、堤岸和泵站，把它们继续送往更下游的地方。[1]
这不是光鲜的工作。这是系统性的工作，是帝国尺度上的城市管道工程。而它所需要的想象力，通常是人们留给大教堂的，不是留给排水沟的。
真正的高明之处，不只是建出来，而是故意建得更大
最让巴泽尔杰特显得现代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设计的不是他眼前那个伦敦，而是即将到来的那个伦敦。
他建成的这套系统规模庞大、造价高昂，而且以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雄心勃勃得近乎毫不掩饰。它包括位于德特福德、克罗斯内斯、阿比米尔斯和切尔西堤岸的重要泵站。[1] 它依赖巨大的地下砖砌隧道，并大量使用波特兰水泥，这也帮助这些工程在一个多世纪后仍保持着惊人的良好状态。[1]
而且，即便只经历了很小幅度的改造，巴泽尔杰特的这一成就直到今天依然支撑着伦敦的排污系统。[1] 这才是那个“把管道做大”的轶事背后真正的故事。伟大的基础设施在刚落成时，往往看上去都显得过度。可后来人口增长了，需求上升了，曾经看似奢侈的东西，开始显出远见。
大多数工程师吃亏，往往是因为低估了未来。巴泽尔杰特则是少数那种看上去更害怕犯这个错误，而不是更害怕当下超支的人。
一个错误理论的奇特胜利
这整件事最尖锐的地方，在于它带着一种讽刺意味。这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种错误的医学理论获得正当性的。伦敦想要封闭式下水道，是因为它认为恶臭会引发霍乱。而这一点，恰恰是错的。[1]
但当新的下水道网络把人类排泄物和城市用水分隔开之后，霍乱在它所服务的区域里基本消失了。斑疹伤寒和伤寒的发病也随之下降。[1] 伦敦本来是在试图解决一个空气问题，结果却误打误撞地解决了一个水的问题。
这正是巴泽尔杰特的故事能一直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它不只是一个工程天才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实践智慧跑在理论前面的故事。为了拯救这座城市，他不需要赢下科学争论。他只需要把污水移走。
而他确实做到了。
藏在城市之下的另一座城市
这套网络于1859年开始施工。1865年，它由威尔士亲王主持启用，不过整个项目又花了整整十年才最终完成。[1] 到那时，伦敦已经拥有了一样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看见、却有数百万人必须依赖的东西：第一座城市之下的第二座城市。
这也许正是巴泽尔杰特最深远的遗产。最伟大的城市成就往往是看不见的。人们赞美桥梁，因为他们可以指给别人看。人们赞美城市天际线，因为他们可以把它拍下来。下水道则得不到这种浪漫。只要它正常运转，根本没有人想去想起它。
但现代城市恰恰是建立在这种“看不见”之上的。建立在清洁水源之上，建立在排水系统之上，建立在那些能在危险变得可见之前就把它移除的系统之上。巴泽尔杰特的工作不仅帮助清理了泰晤士河，也改变了一座城市“宜居”到底意味着什么。[1]
为什么这个故事至今仍显得如此当代
巴泽尔杰特的下水道至今仍像是在斥责短视的思维。它提醒我们，基础设施可能是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在那里，对未来保持某种悲观，反而可以是一种乐观。假设增长会发生。假设压力会加大。假设意外总会出现。然后据此去建造。
伦敦只做过这一次，而且是在压力之下，在疾病和恶臭已经让拖延变得不可能之后。结果就是，一项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工程竟如此耐久，以至于在那些为它买单的人早已离去之后，它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基础。[1]
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至今仍重要。他不只是那个建造了伦敦下水道的人。他是那个明白这样一件事的人：当一座城市终于决定去解决那个藏在一切表面之下、毫不起眼的问题时，最好把它解决得能撑过不止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