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事实听起来像是虚构的，因为历史很少会在道德上如此混乱不堪：赫尔曼·戈林，这位纳粹德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竟然有一个弟弟，他痛恨纳粹，利用家族姓氏来拆他们的台，而且据说还伪造赫尔曼的签名，帮助人们逃离。[1]
阿尔伯特·戈林在第三帝国中穿行时，身上带着一种奇特的保护。他拥有与希特勒最亲密盟友之一相同的姓氏。他看上去就像一位德国贵族工业家。有一段时间，这就足以让人迟疑。而在一个建立在恐惧之上的政权里，迟疑是能救命的。
这正是阿尔伯特·戈林如此引人入胜的地方。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抵抗英雄，不是带着炸弹或宣言的阴谋者，也不是站在讲台上谴责希特勒的人物。他更难以归类，也在某些方面更大胆：他利用自己接近权力这一点，把它变成了对抗权力本身的伪装。[1]
对帝国来说“错了”的那个弟弟
阿尔伯特·京特·戈林出生于1895年，是赫尔曼·戈林的弟弟，而后者后来将领导德国空军，并成为纳粹权力体系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1] 这兄弟二人的对比几乎整齐得过了头，仿佛历史故意要借此说明什么。赫尔曼拥抱了排场、地位与意识形态。相比之下，阿尔伯特则以举止考究、具有世界主义气质、并且深深敌视纳粹主义而闻名。[1]
他并不只是保持距离。根据战后收集到的说法，阿尔伯特曾公开表达反纳粹观点，并多次出面帮助犹太人和政治异见者。[1] 这不是一个谨慎顺从者会有的行为。在纳粹德国，即便是很小、但看得见的异议举动，也可能带来危险。阿尔伯特的反对并不是停留在观念层面的。他真的付诸行动了。
可与此同时，他最大的盾牌，偏偏正是本应让他被定罪的东西：他的姓氏。
一个足以让施暴者也感到害怕的名字
与阿尔伯特·戈林有关的最惊人故事之一，发生在德奥合并后的维也纳。纳粹强迫犹太人擦洗街道，这是一种极权政权最偏爱的仪式化羞辱之一，因为它从来不只是劳动。那是一场表演。它把残忍变成公开的示范。[1]
据说阿尔伯特看到了这一幕，便走上前去，跪下来和他们一起擦洗。[1] 这不只是同情的举动，更是一种正面挑战。负责现场的党卫军军官意识到自己羞辱的人是谁之后，据说宁可叫停整场行动，也不愿冒着让赫尔曼·戈林的弟弟当众受辱的风险。[1]
这一幕抓住了阿尔伯特那种奇特的才能。他明白，纳粹体制痴迷于身份、脸面和等级链条。于是，他把这种痴迷反过来当作对付体制的武器。别人看到“戈林”这个名字会僵住，而阿尔伯特就利用这种僵住，利用那一瞬间的不确定，硬生生撬开一点点留给怜悯的空间。
伪造一位帝国元帅的签名
接着就是那些签名。据说，阿尔伯特会在文件上伪造赫尔曼·戈林的名字，让受迫害的人能够离开德国，或者避开眼前的危险。[1] 从纸面上看，这办法几乎简单得荒唐。但在实际中，这却是对官僚暴政运作方式的一次精明利用。
极权国家并不只是靠愤怒运转。它们靠印章、许可、信件、封印，以及页边的缩写签字运转。它们靠那些不敢挑战“错误的权威”的惊恐办事员运转。如果阿尔伯特能把赫尔曼·戈林的名字放到该出现的位置，一整扇门就可能就此打开。
这是关于在威权体制中拯救他人时，一个常被低估的真相。有时，勇气看起来就像用最讲究的信纸进行破坏。并不是每一条生命都靠戏剧性的逃亡路线获救。有些人之所以能活下来，只是因为有一个人明白，即便最怪物般的体制，归根到底也仍然是体制，而体制是可以被欺骗的。
帮助人离开，也帮助人躲藏
关于阿尔伯特战时行为的记述，描绘出的是一种模式，而不是某一次闪闪发光的孤立事件。他帮助犹太人和其他受迫害者，向官员出面交涉，并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家族背景，为人争取释放、协助逃离。[1] 后来，那些曾受他帮助者的证词变得至关重要，因为阿尔伯特的一生提出了一个战后欧洲并不怎么愿意回答的问题：一个人的姓氏几乎成了邪恶的代名词，但他的行为却似乎相当有人性，这样的人该如何对待？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945年之后，阿尔伯特并没有走进一个准备好赞扬他的世界。战后他被逮捕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光是“戈林”这个姓就足以引来审查和怀疑。[1] 他不得不为“血统带来的罪责”辩护。而这份辩护并不是来自名望，也不是来自影响力。它来自证人，来自那些实际上在说：不，不是那个哥哥。是另一个。是那个曾经帮过人的弟弟。
他最终获释了，部分原因正是这些证词。[1] 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历史讽刺。在纳粹年代，他哥哥的名字为他提供了刚刚足够的保护，让他得以行动。可在战后，同样这个名字却成了如此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他必须依靠那些被救过的人，为这位救人者说话。
为什么历史几乎把他遗忘
阿尔伯特·戈林的故事，并没有以它本该拥有的方式广为人知。部分原因在于，二十世纪几乎不给道德上的“异类”留下多少空间。我们喜欢清楚的分类。恶人。受害者。抵抗者。合作者。而阿尔伯特身处一个恶人的家庭之中，却又在所有现有记载里，更像一个救人者。[1]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战后的德国并没有什么兴趣去温情看待一个姓“戈林”的人。阿尔伯特因家族姓氏而被排斥，并在1966年去世，生前从未因自己的行为获得公开认可。[1] 这同样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贴切。他花了多年时间利用一个臭名昭著的姓氏，帮助别人活下来，到头来却发现，留下来的，是这个名字，而不是那些行为。
这个结局里有一种几乎令人难以承受的悲伤。悲伤的不只是他无荣誉而终，还在于他是在那个自己花了大半生从道德上反对的哥哥阴影下死去的。历史记住了“戈林”这个名字，只不过，它首先记住的是错误的那个人。
这个故事核心中的道德骚动
阿尔伯特·戈林之所以让人难以忘记，不仅仅因为他帮助过别人，更因为他帮助别人的方式。他并没有彻底逃离那个体制。他是在体制内部行动，把它的虚荣、官僚主义和恐怖反过来用来对付它自己。他明白，邪恶政权在运作机制上往往是荒谬可笑的，哪怕它们造成的后果极其可怕。这里是一处伪造的签名，那里是一个响亮的姓氏，再加上一场被突然叫停的公开羞辱，只因为一名党卫军军官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许冒犯错了兄弟。[1]
这并不能洗白这个家族。也不会让赫尔曼·戈林显得温和半分。恰恰相反，它只会把对比衬托得更加刺眼。同样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两兄弟，走进历史之后，却落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道德星球上。
这也正是阿尔伯特·戈林的故事为什么重要。它提醒人们，靠近权力，并不总会带来服从。有时候，它带来的是厌恶。有时候，离一个政权最近的人，恰恰最能看清它究竟是什么。有时候，在恐惧和等级制度留下的狭窄缝隙里，这样的人真的能做出一些善事。
不足以让整台机器停下来。但足以让它在那一个人命也许还能从中滑过去的关键节点上，短暂地卡住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