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把一种化合物交给了亚历山大·“萨沙”·舒尔金。它在企业档案里早有来历，却几乎没有作为致幻药物的公众名声。MDMA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默克公司申请过专利，当时它只是作为一种中间体，而非被开发成疗法；舒尔金设计了自己的合成路线，随后将它介绍给心理学家利奥·泽夫，后者开始用它来辅助谈话治疗。[1]
亚历山大·舒尔金亲自对数百种精神活性化合物进行人体生物测定，从极小剂量开始，并以不同寻常的细致记录它们的作用。他也被广泛认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把MDMA带入心理学家和治疗师视野的人。
伯克利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座实验室。舒尔金1925年出生于那里，曾在哈佛学习有机化学，1943年离校加入美国海军，之后回到加州，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后来，他又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事精神病学和药理学的博士后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结合，也解释了为什么对他而言，分子从来不只是公式。[2]
在陶氏化学，一种杀虫剂为他换来了自由。舒尔金研发了Zectran，亚历山大·舒尔金研究所称其为第一种可生物降解的杀虫剂；这项获利丰厚的专利让他在公司内部拥有了不同寻常的自主空间。[2]他利用这份余地转向精神药理学，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公众对街头毒品的恐慌不断升温，这一课题让陶氏越来越感到不自在。[2]
把自己当作第一件仪器的化学家
舒尔金后来把麦司卡林视为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体验。“我第一次探索麦司卡林是在50年代末，”他说，那次剂量约为350到400毫克。“我知道了自己内心有许多东西。”[2]从那以后，他开始合成并研究新的化合物，尤其是苯乙胺类和色胺类，并在Nature、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和Psychopharmacology Communications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
这种流程谨慎、私密，也充满危险。舒尔金会先在自己身上测试新的化合物，从微乎其微的剂量开始，再逐步增加，直到出现效应。[2]从1960年起，一小群朋友加入了定期测试，参与者会详细记录自己的结果。[2]为了让这些报告不那么含糊，他开发了“舒尔金评分量表”，用来量化主观效应的强度。[2]
那个著名的数字听起来几乎带有神话色彩。关于舒尔金职业生涯的叙述常提到，他合成或亲自测试过230多种精神活性化合物；而舒尔金研究所则形容，他的个人生物测定工作覆盖了数百种新型精神活性化合物。[2]比数字本身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数字背后的步骤：极小的一剂，停顿，感知的改变，一份书面记录。
MDMA离开实验室
MDMA的历史早于舒尔金与它的交集。默克曾将它作为中间体化合物申请专利，后来的叙述指出，该公司并没有研究它的心理效应。[1]舒尔金的作用，是把这个被忽略的分子带进另一种空间。1976年接触到MDMA后，他合成了它，并把它介绍给心理学家同事利奥·泽夫。[1]泽夫随后帮助它在一批有意用其支持谈话治疗的治疗师之间传播开来，那时MDMA还远未以“摇头丸”或“molly”的名字广为人知。[1]
他的公共身份处在一种奇特的重叠之中。舒尔金曾在当地大学和旧金山总医院任教，担任专家证人，有时还为执法部门进行化学分析。[2]他还获得过美国缉毒局的多项奖项，并撰写了Controlled Substances: Chemical & Legal Guide to Federal Drug Laws，这是一部关于联邦毒品法律的参考书。[2]这位与地下迷幻文化联系紧密的化学家，也曾多年与禁毒人员打交道。
1991年，舒尔金与妻子安出版了PiHKAL: A Chemical Love Story，1997年又出版了续作TiHKAL: The Continuation。[3]这两本书被人们记住，是因为它们既是回忆录，又是化学手册，围绕苯乙胺类和色胺类展开，而这两大家族正是舒尔金大量工作的核心。[3]
舒尔金于201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拉斐特去世，享年88岁。[3]留在人们心中的画面并不宏大，反而很小：一位化学家坐在实验台前，把第一剂量降到几乎为零，等待一个信号，然后伸手去拿笔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