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鼠疫肆虐的孟买，瓦尔德马尔·哈夫金让自己的疫苗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设想，而成了一件更冒险的事。在要求别人接受注射之前，他先给自己打了一针。[1]
瓦尔德马尔·哈夫金此前已因抗霍乱疫苗而闻名；在1896年孟买疫情期间，他又研发出一种腺鼠疫疫苗，并在印度投入使用前先在自己身上试验。[1]
这项请求来自一场危机。1896年，腺鼠疫袭击孟买，政府转而求助于哈夫金——这位细菌学家曾在俄罗斯帝国接受教育，后来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工作。[1] 他抵达时，并不能保证惊恐的人们会信任一种新的注射剂。他拥有的，是一段把自己的身体也放进实验中的经历。
在鼠疫之前，是霍乱。在巴斯德研究所，哈夫金研发出一种抗霍乱疫苗，随后把它带到印度，并在那里成功试用。[1] 在19世纪90年代，这类工作并不会顺顺当当地从实验台走向诊所。一种疫苗必须经受住实验室的考验、疫情现场的考验，以及被要求接种的人们的怀疑。
鼠疫之城里的三个月
孟买的工作艰难推进了大约三个月，鼠疫疫苗制剂才终于准备就绪。他身边那支小团队承受的压力显而易见：一名助手精神崩溃，另有两人辞职。[1] 这个细节让这段经历有了人的尺度。实验室外，鼠疫正在城市中蔓延；实验室内，本该帮助阻止它的人也被工作耗得精疲力尽。
哈夫金用他以前采用过的同一种个人试验来回应。他后来被称为第一位研发并使用霍乱和腺鼠疫疫苗的微生物学家，而且这些疫苗他都先在自己身上测试过。[1] 这一举动具有科学意义，但也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具有公共意义。在一场疫苗接种行动中，信心或许可以从发明者自己伸出的手臂开始。
这种疫苗并没有让鼠疫消失。1896年的孟买，不可能靠任何一种单一制剂做到这一点。但它确实在感染仿佛命运般不可抗拒的时刻，为公共卫生工作者提供了另一种工具，也让哈夫金的名字与鼠疫疫苗接种早期的一个转折点联系在一起。[1]
被称为不可或缺的外来者
在孟买发出求助之前，哈夫金已经在多个国界之间辗转生活。他出生于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家庭，就读于帝国新俄罗斯大学，后来途经瑞士和法国，最终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1] 到他投入印度的鼠疫紧急局势时，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穿过许多常常把国籍、宗教和身份视为森严界线的地方。
鼠疫工作很快为他带来了认可。在维多利亚女王1897年钻禧授勋中，哈夫金被授予印度帝国勋章同伴勋位。[1] 《The Jewish Chronicle》注意到其中不寻常的象征意味，称“一位在欧洲科学学府受训的乌克兰犹太人”拯救了印度教徒和穆罕默德教徒的生命，并受到英国王室嘉奖。[1]
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的名字与防腐医学紧密相连，他称哈夫金为“人类的救世主”。[1] 这句话宏大得如今听来已有些遥远。更鲜明的画面其实更小：经过数月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后制成的鼠疫疫苗，一座陷入恐惧的城市，以及哈夫金率先伸出自己暴露在风险中的手臂。[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