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泰国做了一件富裕国家常被告诫绝不要做的事。它看着一种救命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再看看背后的专利，然后说，这笔账已经算不过来了。[1]
这种药就是Kaletra，即雅培的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复方制剂，对于一线HIV治疗方案失效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重要的二线治疗药物。[1][2] 雅培在非洲的售价约为每名患者每年500美元，但在泰国，价格超过4,000美元。即使在提出折扣之后，泰国官员仍表示，对一个试图维持全国HIV项目的国家来说，这个价格依然过高。[1]
于是，泰国动用了全球卫生领域中最枯燥却也最具后果的一种工具之一，即强制许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各国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可以批准专利药的更便宜仿制版本。2007年初，泰国利用了这项灵活性，为更可负担的Kaletra版本打开了通道。[1][3]
雅培的回应是宣布不在泰国注册七种新药，其中包括更耐热的新版本Kaletra。这在一个炎热且可靠冷藏远未普及的国家尤其重要。[1] 到了这一步，专利争端就不再只是抽象讨论。问题不再只是知识产权，而是药物能否经受住当地气候、能否送到诊所、能否到达一个治疗选择正在耗尽的患者手中。[1]
泰国没有退让。后续研究发现，该国针对七种专利药物，包括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实施的政府使用许可政策，预计将在五年内通过引入仿制药竞争节省约3.7亿美元。[4] 比较泰国和巴西的研究人员还得出结论，强制许可有助于维持普及型抗逆转录病毒项目的财政可持续性，而这些项目原本正受到垄断定价的威胁。[3]
这场斗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专利的双重面孔。以一种方式使用时，它奖励发明；以另一种方式使用时，它就成了压在公共卫生体系上的杠杆，而这个体系仍必须决定谁先得到治疗，谁继续等待。泰国并没有废除规则。它使用的是规则本身允许的例外，并迫使世界其他地方直面一个问题，当人们现在就需要药物时，专利究竟是为了什么。[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