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3日，温斯顿·丘吉尔走进纽约街头的车流，却看错了方向。第五大道上的一辆汽车撞上了他，划伤了他的鼻子和额头，撞伤了胸部，还扭伤了肩膀。[3] 在一个购买酒精属于违法的国家里，他的医生给了他一张很有用的纸：一份证明，称丘吉尔在康复期间需要在用餐时饮用含酒精的烈酒，数量“自然无法确定”。[3]
在禁酒令时期，药用酒成了美国最奇特的法律漏洞之一：医生可以开酒精处方，药剂师可以出售酒精，甚至有一名医生因一天内开出475张威士忌处方而被点名。
从1920年到1933年，美国禁止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酒精饮料。[1] 但这项禁令从来不像口号听起来那样滴水不漏。农民可以为自己酿葡萄酒，神职人员可以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葡萄酒，持证医生也可以把酒精作为药物开给病人。[5]
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那张处方单。美国财政部授权医生使用政府发放的药用酒精处方笺，让一瓶威士忌从违禁品变成了“治疗用品”。[5] 医生会针对癌症、消化不良、抑郁等病症开出处方；患者只要能支付大约3美元的处方费，再到药房支付3到4美元，就可以每十天领到一品脱酒。[5]
全国禁酒令实施仅六个月后，就有超过15,000名医生和57,000名药剂师获得了开具或销售药用酒精的执照。[3] 到20世纪20年代，医生每年开出的酒类处方估计达到1,100万张。[3] 一个名义上“滴酒不沾”的国家，竟然创造出了一条合法饮酒通道：一头是诊室候诊区，另一头是药房柜台。
医生证明成了一种货币
Last Call: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hibition一书作者丹尼尔·奥克伦特告诉Smithsonian，所谓的检查和诊断“基本都是假的”。[5] 有些处方或许确实出于真实的医学信念，但奥克伦特形容，这门生意也成了一些医生和药剂师赚外快的途径。[5]
一旦这张纸有了现金价值，欺诈便随之而来。禁酒专员约翰·F·克雷默曾点名一名医生：他在一天内开出了475张威士忌处方。[3] 伪造处方并不难，按假处方配酒也并不难；私酒贩还会从不正当的医生手里购买处方笺，用于更大规模的骗局。[3] 一张伪造的、或被随意批准的医生证明，就能让一瓶酒看起来合法。
这场争斗并不只关乎威士忌。布鲁克斯·哈德森在Points撰文指出，药用酒精属于一场更大范围的权力之争：到底由谁掌控开处方的权力，是国家、组织化医学界、医生，还是药剂师？[2] 禁酒令把这场争论从专业期刊中推到了日常交易里；患者拿着一张签过名的处方走进药店，也就把这场权力争议带到了柜台前。[2]
药店当然有理由欢迎这股人流。查尔斯·R·沃尔格林的连锁药房在20世纪20年代从20家门店扩张到525家；人们在谈到药用酒销量激增时，常会同时提起这段惊人的扩张。[4] 这个法律例外并不能解释每一家新店的出现，但它确实属于同一幅奇特图景：苏打水吧台、处方笺，以及那些只要医生写对了字就能出售的酒瓶。
禁酒令随着1933年第二十一修正案的通过而结束。[1] 药用酒贸易留下了一件小小的日常物品，却曾拥有非同寻常的力量。在一种人手里，处方笺是医学表格；在另一种人手里，它是商业计划。对在纽约街头车祸后康复的丘吉尔来说，它则是在一个据称已经“干掉”的国家里，获准晚餐配酒的通行证。
